近年來,中美貿易與科技博弈加劇,“國產替代”成為高頻詞匯。有部分觀點認為,國產替代是“退而求其次”的權宜之選,甚至將其與“質量差”“技術落后”直接掛鉤。這種刻板印象不僅忽視了國產技術的進步,更低估了國產替代在全球化變局中的戰略價值。
所謂“國產質量差”的認知偏差,本質上是將早期局部現象擴大為整體結論。過去,部分國產產品因起步晚、經驗不足,與先進國家的同類產品相比,確實存在性能差距,但這一差距正在快速縮小,甚至反超。在醫療器械領域,聯影醫療推出多款在全球范圍內首創的創新產品,CT設備已進入全球高端市場;大疆無人機、寧德時代電池等更在全球競爭中占據領先地位……這些案例證明,國產替代絕非“低配平替”,而是中國制造業從“跟跑”轉向“并跑”甚至“領跑”的縮影。
國產替代并非簡單替換進口零件,而是重構產業鏈、技術標準與市場規則的系統工程。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通過電池、電機、電控三大核心技術的自主突破,建立起從鋰礦開采到整車制造的完整生態,推動全球汽車產業向“中國標準”傾斜。再如工業軟件領域,國產軟件在航天、軍工等關鍵領域實現自主可控。這種生態重構,不僅降低了對單一外部供應鏈的依賴,更讓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掌握了更多話語權。
美國對華技術封鎖的“卡脖子”清單,表面上限制了中國獲取先進技術,實則倒逼出國產替代的加速度。在美國對人工智能領域層層封鎖下,DeepSeek作為中國AI領域的代表性企業,憑借技術創新,不僅與OpenAI形成對標,更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重塑了全球AI競爭格局。華為被斷供后,鴻蒙系統搭載設備數量超過10億臺。這些突破揭示了一個事實:外部壓力成為中國技術創新的催化劑。
當然,國產替代也仍需直面現實挑戰:如部分領域基礎研究相對薄弱、高端人才短缺等。但更要看到創新要素的質變積累: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總量達到36130億元,比上年增長8.3%,投入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科創板公司平均研發強度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我國已有570多家工業企業入圍全球研發投入2500強,占比近四分之一,企業與高校聯合實驗室、產學研一體化模式加速技術轉化。這些數據表明,國產替代的土壤正在變得更加肥沃。
國產替代不應被簡單視作“替代進口”,中國智造的競爭力,正逐步從“性價比替代”躍向“技術超越”,我們需要積極看待這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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