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和元（廣州經濟學者）

誠如香港學者趙善軒所說的，“當代經濟學人，言必稱歐美，只因他們不知道在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家及傳世著作”。

確乎如此，先秦至西漢年間，是中國經濟思想最發達、最旺盛的時代，當時學風開放、百家爭鳴、思想多元、名家輩出，造就了許多偉大的學人學說。著作方面，《鹽鐵論》、《管子》以及《史記》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學者方面，最令人驚嘆的莫過于太史公司馬遷。

早于清末民初之際，梁啟超與胡適等人就已經認識到司馬遷經濟思想的重要性，他們指出司馬遷有不少見解與西方古典經濟學派學人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梁啟超曾說，司馬遷所論“與西士所論，有若合符”。

日本學者桑田幸三也持此論，在其所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中，就認為:“司馬遷的分工理論，與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不少共同點。進一步說，熊彼特的思想，他的動態論、發展理論的內容，在《貨殖列傳》中已經有了。”在歐洲，馬克斯·韋伯也將《史記》中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視為“中國國民經濟學的最古老文獻”。

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中，則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治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其中，西漢重臣、御史大夫、漢武帝統治時期實際上的財政大臣桑弘羊是前者的提倡者和踐行者，而司馬遷無疑就是后者的代表。

司馬遷認為，經濟的發展是有其內在動力的，動力便是人們的求利、求富與享樂的人性和本能。他說，“富者，人之情性”。軍士“不避湯火之難”、獵人“不避猛獸之害”，以及農工商賈從事各項活動，都是為了“求富益貨”、“奔富厚”。由此，司馬遷得出結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他看來，追求經濟利益是人類活動的本質性目的所在。正常的、理性的人，本質上就是一個經濟人。所謂的經濟人，就是以完全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而進行經濟活動的主體。

在司馬遷看來，人類除了求富自利這一本能之外，還有享樂這個本能。于《史記.貨殖列傳序》里，司馬遷指出，自“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追求“身安欲樂”久已成為社會風俗。

在他看來，求富、享樂這兩種欲望，根本就是人類的本能，自人出生那刻起，就與身俱來的（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過去的歷朝歷代，政府和學者雖以高深精微的道理，試圖去說服人民克制求富與享樂，但最終也難以改變。在司馬遷看來，人們各種“任其能”“竭其力”的經濟活動不是政府的那些命令（即“政教”）、征調（即“發征”）強制安排的，而是為了“得所欲”的自然結果，這一點就像水總往下流一樣無法阻遏，符合天道。

正是基于個人理性的這種認知，司馬遷主張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反對國家干預。在他看來，一國的經濟治理模式，存在五種優劣有別的形態：“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在他看來，一國最好的經濟治理模式，是順應民間生產、貿易活動的自然發展，即“善者因之”。這里的“善”，做“最優”解，而“因”則表示遵循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

而所謂的“利導之”，是指國家通過物質利益，運用經濟杠桿，引導社會經濟朝著政府所認定的方向發展。在司馬遷看來，這是第二等的治理模式。“教誨之”則是指采取宣傳教育的手段，鼓勵人們從事某些經濟活動，并勸阻人們不適當的經濟行為。司馬遷則將這種模式，列為第三等。至于“整齊之”，則是指國家通過法律、法規等強制手段，來整治、調節人們的經濟活動。司馬遷將其列為第四等的治理模式。他認為第二至第四等的經濟治理模式，尚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廣泛推行。而在他看來，最差的治理模式則莫過于國家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與民爭利。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于太史公看來，在西漢最好的時期，當屬惠帝和呂后治理時期，暨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間。司馬遷在《史記·呂太后本紀》里，對該時期做了如下生動的記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在孝惠帝、呂后當政的時候,人民擺脫了戰國年代的苦難，皇帝和官員也都想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所以孝惠皇帝垂衣拱手，清靜無為。呂后以女主代行皇帝職權，政事不出門戶，但天下卻隨之安寧。當時，政府很少使用刑罰，但罪人寥寥無幾。百姓勤于耕種，財富不斷增多。在司馬遷看來，這是“善者因之”的典型案例。

反倒是文帝和景帝父子執政時期，連番下詔，勸民歸農，文景二帝雖在歷史上稱為好皇帝，但他們的治理模式根本就是“教誨之”模式，在司馬遷的認知里，這已然是第三等治理模式。原因很簡單，這一道道的圣旨召令，已然影響并干擾了人民的經濟行為。至于司馬遷他自己所生活的武帝時期，實行鹽鐵專賣及均衡、平準政策，這于他看來，已然是與民爭利的最差治理模式了。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