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體育專業大學生帶著器材穿梭于北京各小區跑兼職，月收入可達4000元；一名專職教練暑期日均排課最多6節，月收入或突破2萬元……近期，“體育外賣”這一體育服務行業的“共享經濟升級版”，不僅成為體育愛好者熱議的焦點，更逐漸成長為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新興力量。

所謂“體育外賣”，是以專業教練攜帶器材上門或趕赴指定場所，為用戶提供個性化體育訓練的服務模式。起初，它主要面向青少年群體，如今已逐步拓展至成人市場，有效填補了傳統體育培訓的需求空白。剛剛過去的這個夏天，這一新興業態加速興起，而國務院辦公廳9月4日印發的《關于釋放體育消費潛力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更為其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撐。《意見》明確提出，到2030年，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體育企業和體育賽事，體育產業發展水平大幅躍升，總規模超過7萬億元。作為體育產業創新服務的代表，“體育外賣”正契合政策導向，成為釋放體育消費潛力的重要抓手。

從實踐價值來看，“體育外賣”優勢十分突出。它精準解決了傳統體育培訓在時間、地點、個性化上的局限：對用戶而言，以往需往返體育館，耗時耗力，如今在小區空地、附近公園即可上課，大幅節省時間成本；對教練而言，靈活的服務模式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回報。與此同時，這一模式還深度呼應《意見》的核心要求：一方面，它巧妙利用小區空地、公共空間等“金角銀邊”，拓展了體育消費場景，與《意見》的部署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家長通過網絡平臺搜索、溝通、下單的全流程，實現了體育消費與數字技術的有機融合，踐行了《意見》倡導的“智能化、定制化、體驗式體育消費新模式”。

然而，快速發展的背后，“體育外賣”也面臨不少待解難題，亟需通過規范為長遠發展系好“安全帶”。

其一，師資質量參差不齊。目前部分從業者為在校大學生，缺乏系統的專業培訓，教練資質、教學能力難以統一標準，直接影響服務質量與用戶體驗。其二，安全風險隱患突出。服務場地多為小區空地、公共過道甚至地下車庫，這些場所缺乏專業運動場地的減震、防滑等防護設施，易引發運動損傷。其三，糾紛維權渠道不暢。行業尚未形成統一的服務規范與爭議解決機制，一旦出現教學效果不符、安全事故等問題，用戶往往面臨維權難的困境。

筆者認為，要推動“體育外賣”健康發展，需多方協同發力、精準施策。

首先，監管部門應加快完善制度保障，由體育、市場監管等部門牽頭，修訂或出臺專項條例，將“體育外賣”納入正規監管范圍，明確行業準入門檻（如教練資質認證標準）、服務操作規范（如場地安全要求），從頂層設計上劃定發展邊界。其次，服務平臺需切實履行主體責任，一方面嚴格審核教練資質，建立崗前培訓與定期考核機制；另一方面完善全流程監管，比如上線服務過程記錄功能、建立高效的投訴維權通道，及時化解用戶與教練的糾紛。

唯有通過“監管+平臺”的雙重保障，讓“體育外賣”在規范軌道上發展，才能持續釋放其消費潛力，真正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