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西財經大學九銀票據研究院 肖小和、李紫薇

摘 要：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健全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金融作為市場體系核心要素，其文化形態是文化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因此，加快發展包括票據文化在內的新型金融文化業態，是激發文化產業新活力的關鍵舉措。本文以票據發展歷史為脈絡，提出“票據文化六大密碼體系”，通過信用文化、審慎文化、流轉流通文化、創新文化、服務文化、以義取利文化的多維解構，揭示文化基因對票據市場演進的驅動機制。研究表明，票據文化作為金融文明的動態延續，通過信用承諾機制降低交易成本、風險控制機制提升市場韌性、流轉創新機制加速資金循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票據文化范式。新時代弘揚票據文化，對建設現代化金融市場體系具有戰略價值。

關鍵詞：票據文化；票據信用；市場演進；金融文明；中國式現代化

一、票據歷史與文化概述

票據作為一種古老的金融工具，其歷史可追溯至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從周朝的“質劑”“傅別”“書契”等原始信用憑證，到唐宋時期的“飛錢”“交子”等早期紙幣雛形，再至明清時期的會票、莊票等商業票據，歷經民國時期匯票、本票制度的逐步確立與流通，最終發展至現代電子票據的廣泛應用與創新發展，中國票據的演進歷程源遠流長，深刻反映了商業信用與金融工具的演進過程。

票據文化是在這一歷史發展和實踐積淀中形成的獨特文化體系，它融合了特定的理念、價值觀與實踐規范，體現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交融。其核心在于以信用為基礎的審慎文化，強調票據流轉流通的功能特性，倡導穩健合規與創新發展并重，深刻詮釋了義利平衡的商業倫理和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宗旨。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精神標識。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既要求我們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亟須培育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金融文化。因此，發展金融文化，特別是票據文化——它深植于中國金融制度文明，并構成其動態延續的運作機制，不僅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和市場體系的內在要求，更為支撐國家現代化建設提供深層文化動力的戰略舉措。

二、信用文化：票據的根基與靈魂

信用是票據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基礎，票據文化首先表現為一種信用文化。票據作為一種信用工具，其有效性完全依賴于出票人、承兌人的信用承諾。溯其源流，中國古代商業文明中已孕育信用文化的雛形：唐朝的“飛錢”作為最早的匯兌憑證，依靠官府或富商的信用背書；宋朝的“交子”“會子”等紙幣雛形，也是建立在發行機構的信用基礎上。明清時期山西票號通過“認票不認人”的制度設計與嚴格信用管理，構建起覆蓋全國的金融網絡，彰顯古代商業信用文化的成熟形態。近現代以來，隨著《票據法》的頒布實施，票據信用文化逐漸規范化、法制化。銀行承兌匯票的推廣，將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相結合，進一步強化了票據的信用基礎。上海票據交易所的信息披露機制與市場主體的信用評級探索，推動票據信用文化向更高層次發展。

從票據發展史觀之，無論是早期的商業信用票據還是現代銀行承兌匯票，信用始終是票據得以流通和接受的關鍵。票據信用文化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建構商業互信、規范市場秩序、培育誠信意識，形成提升經濟效率、促進貿易流通、維護金融穩定、塑造商業文明的多維價值體系。其作用機理在票據領域表現為：作為商業信用的核心載體，票據流通不僅推動企業間信用關系的制度性建構，更通過完善的風險防控機制降低交易欺詐概率；票據市場依托信用文化形成的契約倫理與合規生態，持續優化金融生態環境；而以信用背書為基礎的高效流轉機制，則直接加速資金周轉效率，提升資源配置效能。票據文化由此成為信用文化作用于實體經濟的關鍵路徑，亦是其功能實現的具體表征。

三、審慎文化：穩健與合規的保障

審慎文化是票據市場健康發展的保障，強調風險意識、合規經營和穩健發展。票據作為一種金融工具，其使用和流通必須建立在嚴格的風險控制基礎上。中國票據審慎傳統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周代“質劑”“傅別”“書契”通過分券驗證機制實現權責對等，形成早期信用風險防控雛形。唐代解決異地匯兌的“飛錢”和宋代替代現金的“書帖”，均依賴官府信用和嚴格的兌付流程，降低信用風險。清代票號通過特制紙張、密押技術及“酌盈劑虛”的資金調度體系，構建起涵蓋防偽與流動性管理的審慎機制，其每日軋差清算的匯差制度更體現操作風險的精細化管控。民國時期，《中華民國票據法》的頒布為票據業務提供了法律規范，確立了票據行為的審慎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票據管理實施辦法》《支付結算辦法》等監管制度構建起完整審慎框架，電子商業匯票系統的推廣則通過技術手段實現票據業務全流程風險管控。

從歷史演進看，審慎文化通過制度設計、技術創新與監管優化的協同作用，形成防范信用風險、操作風險與流動性風險的多層次防控體系，成為票據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保障。其核心意義在于構建穩健運行的基石，價值體現于多重維度：首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市場整體穩定，其實現機制主要依托于嚴格的風險防控，即通過嚴謹的業務審查與流程控制，有效識別、緩釋潛在票據風險。其次，審慎文化致力于規范業務操作，保障交易安全，其關鍵路徑在于確保合規經營，要求業務活動嚴格遵循法律法規與監管政策要求。第三層意義聚焦于保護市場參與主體的合法權益，促進公平、透明的交易環境，從而鞏固市場信任基礎。最后，審慎文化具有樹立行業實踐標準、引導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意義，其核心作用在于推動機構秉持穩健發展理念，主動規避過度投機與規模盲目擴張，確保持續、有序的市場生態演進。

四、流轉流通文化：票據的生命力

票據流轉流通文化是票據區別于其他金融工具的重要特點，其根植于信用載體與制度創新的互動演進。周朝“質劑”“傅別”采用“兩分法”合券驗證，建立早期債權轉讓范式，但受限于借貸和土地交易。唐代“飛錢”通過“合券取款”機制，依托官府信用實現跨域匯兌，仍約束于本人兌付原則，未實現自由轉讓。“交子”“會子”確立“認票不認人”原則，實現票據與持有者的分離流通，背書制度雛形初現，流通范圍從區域擴展至全國。明清時期，錢莊莊票“直等現金”，可自由流通轉讓，并衍生拆票貼現等融資功能；票號通過匯票實現異地匯兌，解決商旅攜帶現銀的風險與不便，其密押制度和“匯差結算”構建全國匯兌網絡。1929年出臺的《中華民國票據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背書連續性和無因性，規范票據流轉。改革開放票據被用于置換應收賬款，將掛賬信用轉為票據信用，用于解決貨款拖欠導致的經濟循環受阻問題。二十世紀以來，票據的流通功能得到充分發揮，特別是電子商業匯票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票據流通的效率和安全性。上海票據交易所的建立，則為票據流通提供了統一的平臺和規范。

中國票據流通文化歷經從“合券驗證”到“認票不認人”、從區域性流轉到全國性網絡、從依賴實物防偽到制度化背書的演進。票據流轉文化的核心意義在于通過信用載體的多級流轉，重構金融資源配置范式。在價值創造層面，票據在支付結算上替代現金，提升資金周轉效率；在功能進化上，從單一支付憑證升級為兼具融資與信用傳導的復合工具；在信用傳導上，依托背書機制實現企業信用縱向滲透；在市場活力上，以高流動性吸引資本集聚。其實現路徑表現為：支付層消除實物貨幣流轉成本，融資層通過貼現機制實現流動性轉換與成本優化，信用層構建供應鏈信用多級傳遞生態，市場層以流動性溢價增強金融系統活力。現代票據流轉以權利無因性、背書連續性和電子化流轉為支柱，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前提下，通過流通性創造實現價值裂變與帕累托改進。

五、創新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

中國票據市場的創新文化本質是信用基礎與時代需求適配演化，其核心維度如下：一是信用工具迭代，從周朝“質劑”“傅別”的契約憑證，到唐朝“飛錢”的匯兌突破，宋朝“交子”實現首例信用證券化，至清朝莊票確立“直等現金”的強流通性，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和信用需求。二是交易制度躍遷，在機構創新方面，上海銀行票據承兌所首創集體承兌機制，蚌埠貼現公所開啟票據專營化先河；在模式創新方面，工商銀行票據營業部推動分散經營向集約化轉型，供應鏈票據實現產融深度耦合。三是科技范式重構，電子商業匯票系統推動了票據業務的電子化，新一代票據業務系統實現票據等分化。四是市場生態擴容，參與主體從錢莊/銀行擴展至非銀機構，產品體系衍生票據池、標準化票據等工具，風險監測框架與信息披露機制形成立體風控網絡。五是法制基石完善，《中華民國票據法》首次確立票據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構建現代票據法律體系。

中國票據創新文化“以信用為根、以需求為引、以技術為翼、以風控為界”，旨在構建票據市場與經濟發展需求的動態適配機制。在實踐層面，產品創新聚焦市場多元化需求，精準對接實體經濟發展需要；技術創新依托金融科技賦能，利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提升票據業務效率與安全防護水平；服務創新圍繞客戶體驗優化，重塑票據服務模式，提升服務響應速度與便捷性；制度創新則著眼于完善市場機制，通過規則優化、流程再造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創新文化通過產品、技術、服務與制度的協同創新，構建起票據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多維支撐體系，推動票據市場在動態演進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六、服務文化：經濟的金融紐帶

票據作為連接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橋梁，其服務文化強調以客戶為中心，以需求為導向，切實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歷經三階段演進：古代票據以貿易需求為起點，周朝“質劑”等契約憑證解決跨地域信用問題，唐代“飛錢”實現異地匯兌，宋代“交子”開創紙幣雛形，明清莊票則依托商業信用支持跨區域貿易，形成“支付結算—商業信用”的服務雛形。近代時期轉向服務民族工商業，1933年上海票據交換所推動清算標準化，抗戰時期根據地票據通過創新工具穩定戰時經濟，支持革命根據地經濟，解決物資調配和軍民資金需求，凸顯應急金融服務功能。現代服務體系伴隨改革開放深化，1979年恢復承兌貼現業務化解企業“三角債”問題，通過延期支付緩解企業債務鏈壓力，2009年電子商業匯票系統實現線上化轉型，2016年上海票據交易所成立后，通過基礎設施完善、產品創新、風險防控和信用體系建設，重塑了票據市場的服務文化，秒貼、供應鏈票據、綠色票據等產品精準服務中小微企業與綠色經濟等國家戰略，形成“工具創新—技術賦能—生態升級”的服務范式。2025年4月，簽發票據的中小微企業達10.8萬家，簽票金額2.8萬億元，票據市場服務中小微貼現企業12.2萬家，貼現發生額達2.4萬億元，表明票據市場在支持中小微企業融資、服務實體經濟中已發揮關鍵作用，展現強勁活力。

票據服務文化的本質意義在于構建票據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共生演化機制，其以回歸金融本源為價值基點，通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優化產業資本配置踐行服務實體經濟使命，最終在促進經濟增長與履行社會責任間實現共享價值創造。該文化的實踐效能，微觀層面，依托票據貼現的便捷性與低成本優勢，顯著改善中小企業融資可得性，破解企業融資困境。中觀層面，通過背書流轉實現企業信用多級穿透，促進上下游協同與商業信用循環。戰略層面，定向支持綠色、制造業等領域，驅動產業創新升級與低碳范式轉型。區域層面，結合地方產業稟賦設計差異化服務方案，激活區域經濟內生動力。服務文化通過“需求識別—工具創新—政策協同”的動態反饋環，將票據市場轉化為實體經濟全周期、多層級需求的服務中樞。

七、以義取利文化：商業倫理的體現

票據文化中的以義取利，強調的是在追求合理利潤的同時，注重商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首先體現在信用為本的商業道德，晉商票號核心經營理念是“信用為票號業的生命線”，強調“寧可損己，也要利人”的原則；莊票信用卓著源于錢莊對自身信譽的珍視，莊票的流通依賴于錢莊的信用背書，體現了商業道德中的“義”。其次為社會責任與利國惠商，在支持實體經濟層面，票據的匯兌、支付功能解決跨區域貿易的現金攜帶難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清代票號通過匯兌業務支持了國內貿易和官府財政需求；抗戰時期重慶聯合票據承兌所通過票據貼現業務為后方工商業提供資金支持，體現了“義利兼顧”的社會責任；中華蘇維埃時期的收買谷子期票，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為解決戰時糧食問題服務，彰顯了“利民為先”的價值觀。最后是合作共贏的經營理念，例如，上海銀行票據承兌所采用“共同擔保、損益分攤”的模式，所員銀行按認繳基金比例分擔風險，共享收益，體現了“以義制利”的合作精神。

以義取利文化作為票據市場的倫理基石，其意義體現為四重維度：通過構建“義利統一”的價值導向，樹立商業道德標桿；在利益追求中嵌入社會責任，實現經濟目標與社會價值的動態平衡；以道德約束與責任擔當凈化市場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通過倫理共識構建信用傳導生態，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能。以義取利文化在規范市場行為維度，以誠信原則引導主體合規經營，降低交易欺詐風險；在利益協調維度，通過“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制度設計，平衡出票人、持票人等多方權益；在社會責任履行維度，依托票據為實體經濟領域提供金融支持；在行業形象塑造維度，以道德實踐提升市場公信力，增強投資者信心與社會認同。

八、結論：弘揚票據文化，促進市場發展

票據文化作為中國金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時代價值。信用文化奠定了票據存在的根基，審慎文化保障了市場的穩健運行，流轉流通文化賦予了票據生命力，創新文化推動了市場發展進步，服務文化實現了金融與實體的連接，以義取利文化體現了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

在新時代背景下，弘揚和發展票據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在文化建設方面，通過培育健康的票據文化，為市場發展提供精神支撐。在歷史傳承方面，繼承優秀傳統，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在價值引領方面，以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市場行為。在國際交流方面，促進票據文化的國際交流與互鑒。

未來，隨著票據市場的不斷發展，票據文化也將繼續豐富和完善，為構建現代化票據市場體系提供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通過加強票據文化建設，可以進一步提升市場參與者的文化自覺和自信，推動票據市場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因此，需要在明確票據文化定位、構建票據文化體系、挖掘票據文化歷史、豐富票據文化內涵、宣傳票據文化品牌、推進票據文化國際交流、加強票據文化管理考核與提高票據文化研究水平等各方面積極努力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