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手”作為一個關于市場經濟的最為著名的隱喻，提出了經濟科學的主題之一。然而，這一主題此前一直未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直到進入“算法的時代”（參閱《算法經濟理論：經濟學的認知革命及其大綜合》，經濟日報出版社，2019年5月），我們才能夠對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做出比較全面而正確的解析。

亞當·斯密使用這個比喻來說明市場機制的神奇性：眾多個人的看似盲目而自私的行為，經過相互作用之后，卻導致了經濟社會體系的有序性與合意性，而這其間并沒有什么有形的權威在實際地進行指揮，似乎一切都是自動完成的。這個命題引發了人們的激情與嘆賞，于是，一代代的學者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來試圖論證它。

一個可以首先設想出來的方法是，先說明個人的決策與行為模式，再說明它們如何相互結合。居于西方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學派就是這么做的。個人被設想為按照某種既定的模式進行精密的計算，然后得出決策，無數個人的行為就好像拼接七巧板一樣組成了社會，宏觀與微觀之間完全相互一致，沒有一點兒沖突與浪費。也許因為使用了數學，這種論證方法據說是“科學”的；即使其所刻畫的情形明顯與實際不一致，主流學者們也辯稱，實際的情形將在長期內趨向于如此。

主流的論證招致了大量的批評。現在，在綜合各種主流與異端學說的基礎上，讓我們來“算法式地”說明一下其中的奧秘所在。

由于人的理性實際上是有限的，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其實是五花八門的。為了達到論證的目的，對此不必作出統一的限定。人類社會之所以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原因在于人的思維方式中內在著一種發展與進步的機制。理解這一點的要訣在于，首先要知道人的思維能力、從而在特定時間的思維成果（也即知識）是多么微弱和具體。其次，借助于記憶（或者記錄知識）和篩選的機制，個人能夠逐漸地改善和擴張知識。為了刻畫所有這些方面，我們發現，計算機科學為我們提供了現成的理想工具，它的原理可以概括為一個簡單的式子：思考=計算=(指令+信息)×速度×時間。用行話來說，就是馮·諾伊曼架構以及存儲程序原理，等等。借用傳統經濟學的術語，可以叫做“思想的迂回生產方法”。

個人進入社會之后，知識進化的效應進一步加強了。這是因為個人可以從前輩與他人那里學習現成的知識。人們之間還可以有意地建立分工與交換的關系，從而避免知識的重復開發。在完成了以上的基礎性工作之后，這些推論都將是水到渠成的。這里尤其值得強調的是，當眾多視野與理性均有限的個人聚在一起之后，還會發生一些奇妙而有趣的現象，例如，人的行為的后果可能與他的目的不完全一致，某些后果超出了行為者本人關注的范圍，因而他沒有覺察到，然而，別人卻注意到了——所謂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那個注意到了的人可能暗地里從中總結出某些知識，采取某些行動，以便鼓勵或者約束該人今后的行為。這種情形必定是十分普遍而頻繁地發生的。我們自己的言行很可能被別人有意無意地進行利用，對此我們怎么可能完全知曉呢？影響我們言行的那些條件，難道都是別人有意為我們安排的嗎？我們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是由眾多熟悉或陌生的人們促成的，他們促成這些現象的動機我們怎么可能都知道呢？因為通訊手段的限制，我們對此即將做出的反應即使想要讓他們知道，往往也是無能為力。由于行為是連續的，或者是相互交叉的，社會的規模又是龐大的，目的與后果之間的循環重復多次之后，觀察者往往也就更加不能確知其中的內情了。筆者把這種現象稱作“半內在化”。由于半內在化的存在，社會就好比一鍋千年的老湯，觀察者往往只知其味，而不知道如何能夠重新調制出這種味道。這是我們理解“看不見的手”的關鍵途徑。

通過開發、篩選和傳承有益的知識，個人實現了一定的生活品質，而社會則同時出現了一定的秩序與文明。這種秩序與文明雖然可能主要不是通過某只“有形的大手”進行統一指揮協調的結果，但卻離不開無數“小手”的指揮與協調：父母教育子女，領導管理下屬，人們開會、辯論、商談、安排，等等。尤其是知識的積累與篩選，導致了生產生活方式的不斷進步。試想一下，既然知識可以被篩選和優化，人類社會怎么會總是原地踏步呢？既然今人可以繼承前人的知識，文明怎么會喪失呢？大不了照前人的樣子繼續做就是了。事實上，基于常識性的認識，社會成員大都是分散地、自動地遵循傳統的，盡管后人常常并不確知前人知識開發的背景、過程與意義。

可是，既然如此，也就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即任何經濟社會系統的秩序性都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都只具有一定的水平與有效性，無序、低效、沖突、失敗、盲目、笨拙等等現象必定同時相伴隨。經濟社會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混亂無序的。要是企圖論證它具有完全的秩序性，勢必就是一種夸張。要是發生了外來的、意外的巨大沖擊，往往就會發現社會出現了一定的混亂。設想一下，要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剛剛來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我們可能在地球上迅速建立起目前所擁有的這種秩序嗎？還有，無論一個經濟體多么自由，它都離不開政府的存在，而政府體系則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識的理性設計的產物，這只有形的手即使輔以國家強制力的后盾，往往也只能勉強地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

有論者說，混亂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秩序”，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它的合理性實際上源于政府管理能力的局限性、多樣性與創新的重要性等方面，因此，社會不得不容忍混亂，這不等于直接承認混亂就是秩序。否則的話，哪里越亂豈不就等于哪里越有秩序？“混亂”這個詞又從何說起呢？真正的混亂豈不就永遠也不會發生了？

有人基于“看不見的手”對私有制大唱贊歌。私人產權制度是重要的，但它的重要性其實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礎上，要是遵從新古典的完美理性假設，則產權制度與自利原則本身反而會失去意義。為了避免這種困境，有人辯護說，唯一重要的就是建立“規則”，只要規則具備了，當事人很快就會形成合意的秩序。然而，不僅競爭的規則是歷史性地形成的，而且特定規則之下展開行為的知識也是需要進行艱苦學習的。有人因為“看不見的手”而對“默示的知識”大加贊賞，進而懷疑和否定理性本身，這種立論方式其實是在暗示：不經意間得到的東西比刻意得到的要好，因此，射箭選手為了取得佳績，沒有必要去努力瞄準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