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爾街日報》8月14日報道，近年來，美國多個“藍州”（即在總統大選和州級選舉中長期支持民主黨的州）正加快向高收入群體征收更多稅，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內推出的、被稱為“給富人的最大禮物”的聯邦稅法（“大而美”法案）所帶來的財政壓力。該稅法為高收入群體提供了大幅減稅優惠，同時削減了包括醫保（Medicaid）在內的大量社會保障項目資金。

聯邦撥款的減少正對州財政形成實質沖擊。面對赤字和支出壓力，越來越多州政府選擇打出“加稅牌”，直指本州最富有的人群。

開征“富人稅”

特朗普政府通過的“大而美”法案不僅為高收入群體提供了廣泛的減稅優惠，還大幅削減了包括醫保在內的多個社會保障項目的資金。隨著聯邦撥款的減少，州政府的財政狀況面臨嚴峻挑戰，尤其是在“藍州”，這一情況更為明顯。

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眾議員艾莎·戈麥斯（Aisha Gomez）指出，那些在當前經濟體系中獲利豐厚的人群，也是新聯邦稅法的最大受益者。她提出，如果聯邦醫保削減方案落地，那么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聯合申報納稅人將面臨更高的州稅率。

這一立場在其他“藍州”也得到了呼應。為應對預算赤字和支出壓力，越來越多的州政府開始加大對富裕階層的稅收征收力度。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Pew Charitable Trusts）高級官員喬什·古德曼（Josh Goodman）指出，在提前三年進行預算評估的19個州中，預計大多數將出現赤字。如果州政府決定自行承擔更多食品援助與醫保支出，開支將進一步上升。

稅收與經濟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的艾丹·戴維斯（Aidan Davis）表示，多州立法者已向該組織尋求幫助，設計更具累進性的稅制方案，以擴大對富人的征稅力度。

具體來看，馬薩諸塞州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案例。從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居民征收“百萬富翁稅”以來，該州已額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收入。

康涅狄格州立法者則提議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率，以抵消新稅法造成的資金流失；華盛頓州州長鮑勃·弗格森（Bob Ferguson）在今年5月簽署預算案，提高資本利得稅并以此應對赤字及聯邦撥款減少；馬里蘭州州長韋斯·摩爾（Wes Moore）也在5月批準了針對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居民的加稅方案。

羅得島州更是創設了針對價值100萬美元以上度假屋的新稅收，被媒體戲稱為“泰勒·斯威夫特稅”，將于明年夏天生效。

不必過分擔憂富人外流

長期以來，反對加稅者強調富人可能會因稅負增加而遷往低稅地區。例如英國近期取消部分歷史性稅收優惠后，就有一些富人選擇離開；紐約市長候選人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提出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征2%稅率，也引發類似擔憂。

但一些學術研究顯示，稅收與富人遷移的關系并非單向因果。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家克里斯托瓦爾·楊（Cristobal Young）與美國財政部的伊泰·盧里（Ithai Lurie）分析了2017年稅改前后390萬份高收入者納稅申報表，發現面臨更高稅負的百萬富翁遷移率并未顯著增加。那些在本地擁有企業、子女在學或配偶在本地工作的富人遷移意愿也較低。

不過當富人搬遷時，確實會選擇低稅州。楊還指出，遷移不僅關乎金錢，還涉及社會關系的成本，“搬家并不有趣，連根拔起的代價非常高”。

據《華爾街日報》統計，馬薩諸塞州的“百萬富翁稅”于2022年獲批準，對超過100萬美元的收入征收4%的附加稅。在2025財年，該稅收帶來的收入接近30億美元，高于前一年的24.6億美元。盡管暫無法準確判斷該稅對富人數量的影響，但早期數據顯示，仍有大量高收入者留在本州。

研究還發現，億萬富翁，尤其是年長群體，對稅收相對更為敏感。2001年聯邦稅改擴大了各州遺產稅差異后，征收遺產稅的州中有21.4%的億萬富翁搬往免遺產稅州，而反向遷移的比例僅為1.2%。經濟學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與丹尼爾·威爾遜（Daniel J. Wilson）指出，超級富豪的遷移對州預算有重大影響，盡管億萬富翁大衛·科赫（David Koch）于2019年去世，在之后數年內仍為紐約州帶來約41.7億美元收入。

另一項針對丹麥與瑞典的研究發現，每提高1個百分點的最高財富稅，當地富人數量減少約2%，但新增稅收遠高于因富人流失造成的損失。

雖然富人外流的擔憂長期存在，但現實數據表明，遷移決策受多重因素影響。未來，各州在加稅與留住高收入居民之間的平衡，將直接影響其財政穩定性與社會公平性。

記者顏凌康

文字編輯 王哲希

版面編輯 佘詩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