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投行業的管理費體系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調整。

曾經被視為行業標配的“2%管理費+20%業績分成”模式，如今已不再是通用準則，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浮動化的收費方案。

降費潮：從“2%”到“1.5%”

“我們目前還堅持‘2%+20%’的模式。”華澳資本合伙人歐光耀開門見山。但他也坦言，身邊大部分新設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費已經壓到1.5%。

中美創投創始合伙人胡浪濤觀察到，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管理費已降至1.5%，個別地區甚至出現1%的超低費率。

從受訪投資人士的反饋來看，管理費比例下調已成趨勢。

私募基金管理人（GP）的主要收入來自管理費和業績報酬。“2+20”是常見的收費模式，主要是借鑒美國私募股權投資行業。其中的“2”指基金管理人按基金規模，每年收取2%的管理費，用于支付基金運營和管理過程中產生的各項費用；“20”代表基金管理人提取基金收益的20%作為業績報酬。

事實上，不僅管理費固定比例在“卷”，計費方式也在變化。

歐光耀回憶，過去基金常按認繳規模收費，而現在“按實繳規模計算”已成為行業主流。更極端的情況是“按項目扣款”模式 ——GP需在項目通過審批后，根據實際投資金額申請管理費，“沒投就不收”。

胡浪濤提到了“績效提取”機制，部分基金將計費周期細化到投資期與退出期的不同階段，形成動態調整的計費體系。比如部分基金把管理費與“投資進度、回報、政策目標”全面掛鉤，投資進度慢、退出不理想，就直接減少管理費，甚至要退回部分已收的管理費。

華熙基金創始合伙人王亞寧將基金分為早期與成熟期兩類進行分析，早期基金因規模小、成本高，“2%仍然剛性”，而招商型基金及一些成熟期基金，“1.5%已經很普遍”。

歐光耀觀察到，雖然Carry（收益提成）比例仍多為20%，但計提的方式更為嚴格。部分基金規定，只有年化收益超過6%或8%的部分，才能計提20%的Carry。

這也意味著，如果年化收益不能達到約定的門檻，即使基金盈利了，GP也分不到業績提成。那么整個團隊只能依靠管理費維持。

一位受訪的上海LP（出資人）表示，當前退出周期拉長、部分項目估值倒掛，如果GP還靠著高額管理費“旱澇保收”，對LP來說也不公平。“如果GP憑借投資能力靠投資收益賺錢，那是沒有爭議的，但GP賺錢的前提是不是得讓LP賺錢？”

這一觀點得到了所有受訪GP的認同。“如果一個投資團隊只能靠管理費存活，那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王亞寧認為，GP還是要靠專業的投資能力賺取投資回報。

降費背后：LP出資結構改變

執中發布的《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出資人解讀報告2025》顯示，機構LP出資連續四年下滑，2024年出資1.27萬億元，僅為2020年的六成。國資性質資金在LP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占比約為88.8%，其中政府資金出資占比達52.5%。

今年6月，廣東省財政廳發布了《廣東省政府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其中提及，政府投資基金的管理費依據考核情況給予核定撥付。另外，管理費從基金收益或利息中支付，原則上不準許在本金中列支。如基金暫未產生收益或利息，可先從本金中預支，待基金產生收益或利息后補回。

部分投資人士認為，上述《管理辦法》是未來私募股權投資行業管理費的變革方向。

一位華南區的中型創投機構負責人表示：“LP的結構改變，是管理費規則改變的主要原因。2019年以前，GP募資以社會化資本為主，這類LP主要追求財務回報，不會太過關注管理費。當前，LP以政府和國資為主，這類資金不能只追求經濟回報，還需要兼顧社會效益，以及審計風險，這樣多維度的訴求必然導致管理費朝著多元化、浮動化的方向演變。”

胡浪濤列舉了當前募資端的三種變化：一是過去五年，政府和國資出資比例持續抬升；二是單只基金的規模不斷躍升，出資周期拉長；三是頭部GP中，國有全資或控股的管理人增多。

王亞寧指出，全民PE時代，市場化LP大幅收縮，GP議價能力削弱。

胡浪濤認為，單只基金的規模膨脹后，規模效應使GP對費率下調的容忍度相對提高。比如一只20億元的基金，即便費率從2%降到1.5%，年管理費仍有3000萬元，“這對GP來說，已足夠覆蓋成本，政府LP因此有動力降費”。

此外，有受訪人士指出，當前金融機構普遍降薪，降薪邏輯自然延伸至股權投資板塊。

歐光耀指出，政府及國企資金必須接受嚴格的審計。如果投資虧損，就要追問是否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如果GP管理費拿多了，可能被追問程序是否合規。壓力之下，事前約定“浮動管理費”就成為折中方案。

激發GP活力，構建投資新生態

胡浪濤認為，降費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VC/PE行業將加速出清，淘汰掉不專業的投資機構；另一方面，過低的管理費和嚴苛的考核，必然傷害GP的積極性。

為提高GP的積極性，今年以來，在私募股權投資領域，政府引導基金通過“收益讓利、放寬返投標準、風險補償”等額外條款補足GP收益，形成“低費率+多元補償”的新均衡模式。

今年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健全容錯機制”“不簡單以單個項目或單一年度盈虧作為考核依據”等要求。

2025年4月出臺的《廣西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管理實施細則》提出，對符合條件的基金，扣除門檻收益后，引導基金凈收益最高可按100%進行讓利。這種大幅讓利舉措，極大提升了GP在基金收益分配中的占比，使其更有動力去挖掘和培育高潛力項目。

返投標準的放寬是另一大顯著趨勢。長沙經開集團設立的科創母基金在2025年4月備案時，將總體返投要求設置為0.4倍，這一標準在全國范圍內處于較低水平。同時，對種子子基金、天使子基金出資比例最高分別可達70%、50%，以此吸引頭部創投機構共建科創生態。

風險補償機制也是一大亮點。深圳市南山區在《南山區支持創新創業“六個一” 行動方案》中明確，設立總規模為5億元的戰略直投專項種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基金內單個項目最高允許100%虧損。這一“容錯機制”有效消除了GP對早期高風險項目的顧慮，鼓勵長期資本投入硬科技領域。

胡浪濤指出，GP與LP正在尋找新的平衡，當前出臺的一系列激勵GP的政策就是證明。最終，市場將提高對GP的專業要求，將GP提供的服務和實際收益捆綁起來，同時對創投行業“高風險、回報周期長”的特點給予一定的寬容，這樣更符合行業的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