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可控核聚變、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合成生物和細胞及基因治療等前沿科技創新疊加涌現，產業化和商業化大潮臨近，劉乾坤將其定義為“文明級創新”——顛覆人類自身定義、文明等級意義的系列創新。在他看來，這一系列創新的革命性和顛覆性遠超歷史上任何一次文明變革。

面對這一系列“文明級創新”，社會各界仍極度缺乏共識——內涵和外延；其顛覆性和意義，更缺乏哲學和倫理的嚴肅討論。作為梧桐樹資本董事長、創始合伙人，劉乾坤提出這個概念的同時，也正帶領梧桐樹資本躬身入局，通過真金白銀投資推動和支持這些文明級創新加速到來。他也希望通過投資實踐，加深對“文明級創新”的認知，也希望能推動行業和社會的共識，以及嚴肅的討論。

與此同時，創投行業正面臨一場“大考”——基金集中到期伴隨IPO節奏放緩。近年美元基金與人民幣基金的分野，也讓中國諸多雙幣基金管理人募資壓力倍增。諸多機構通過架構調整，來重新定位人民幣與美元基金的權重。

劉乾坤認為，這是一場史詩級的“大分流”：與半導體等產業類似，中國范式的創投體系和創投模式，也正在形成。不論對錯，無論是否喜歡，從業者都必須認清這種趨勢。如果專注于國內市場，那么，重心就必然要放在人民幣基金的投資管理上。這家機構在2013年成立之初，就將“直投+并購+母基金”等綜合策略作為機構的運營方向。截至目前，梧桐樹資本綜合管理規模超220億元。

作為一家民營投資機構，梧桐樹資本是參與管理政府引導基金的第一波市場化機構。劉乾坤告訴記者，早在2015年，其即管理天津十多億元的首只母基金，目前，梧桐樹資本共管理四只母基金。

在與政府投資基金的十余年互動中，劉乾坤總結出一套與政府打交道的“三原則”，包括：“親清”原則，絕不能為了拿資金就用非法或不正當手段開路；主動擁抱訴求，主動服務地方需求，堅持專業化，用專業能力幫政府解決實際問題。

在劉乾坤看來，在國際大環境動蕩之下，金融從業者和實體企業家均面臨艱巨挑戰，必須穿越多變的市場周期，才能有機會在牌桌上重構中國創投體系和傳統故事。而“精投、慎投、重投”，遇到好項目持續加碼，則是梧桐樹資本在多變周期下取得不菲投資業績的關鍵。

中美投資領域 “大分流”

21世紀：在中國創投圈，一些美元資本陸續退出，同時部分投資機構啟用中文名。你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對于中國一級市場投資機構來說，這是機會還是挑戰？

劉乾坤：這些調整背后反映的是中美投資領域的“大分流”趨勢。這正是時代規律的體現。近十年來，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創投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現在很難評判中國式創投的成敗，但明顯能看到，從運作模式到生態體系都和美元創投產生巨大差異。過去美資機構靠著幣種優勢，投1000萬元人民幣就能撬動7000萬元的資源，規模和管理費都占盡便宜，現在本土機構迎來新機會，但也面臨史無前例地募資難、投資難和退出難的問題。

中國資本市場，包括創投市場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基礎規則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科技創新仍缺乏持續的資本驅動，國內創新投資規模近年呈萎縮態勢；另一方面，民營市場化機構生存空間被擠壓。在此環境下，實體企業家和金融從業者必須穿越多變的市場周期，才能有機會在牌桌上重構中國的創投體系和傳統故事。

21世紀：作為一家獨立的本土民營機構，在這個環境下生存下來，你覺得做對了什么？

劉乾坤：2012年前，國內主流投資機構大多依賴國資或美元，真正獨立的本土純民營知名機構很少。我們在設立梧桐樹資本之初有個志向：要做不依附于任何機構的本土獨立品牌。別人創業大多背靠大樹，我們認為依附他人的模式走不遠，不如從頭到尾自己干——希望打造一個能跨越周期的本土頂級創投機構，像紅杉資本那樣歷經三四十年依然長青。所以起名“梧桐樹”，暗含“向陽而生、登高而鳴”的寓意，也算創業時留的一點情懷。

回頭看我們做自主品牌的十幾年，算是選對了方向、踩穩了戰略，沒在大賽道上栽過跟頭，這才活了下來。創業這事就得活著跨越2到4個產業周期、金融周期，才有機會做出真正能扛住時間考驗的本土品牌。

直投+并購+母基金并駕齊驅

21世紀：近兩年一級市場面臨較大的退出壓力，投資的挑戰也相對更大。你們是怎么構建投資體系的？

劉乾坤：隨著IPO節奏的調整，一級市場退出壓力的確比較大，目前不少基金退出已經進行延期。

我們的投資體系相對多元，不局限于某一個領域，而是構建了“三駕馬車”——直投、并購、母基金。這也使得退出壓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我們認為，中國能穿越周期的創投機構有兩種，一種是“小而美”，另一種是“集群化”，也就是“大而強”。我們立足于做“大而強”，目前公司管理規模約200億元，其中，直投、并購實際落地資金七八十億元。

過去十幾年間，我們主要是搭建業務框架、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創投行業的品牌沉淀需要至少一個基金周期來驗證，我們現在只是建立了一定的市場認知和品牌基礎，這是我們未來發展戰略的一個序幕。這個序幕，只是明確未來發展的方向：四個重視——重視行業研究，重視擁抱國資，重視集群式發展，重視擁抱產業。

21世紀：具體看三大業務模式，跟其他機構相比，都有哪些不同打法？

劉乾坤：直投方面，我們的業務模式相對多樣，既有聯合上市公司合作的項目，也有其他類型的投資。創投行業沒有固定套路，沒法用一種模式打天下，我們只能先規劃好大方向和商業模式，然后在實踐中因時而變。

我們幾只產業基金幾乎都是與行業“領頭羊”深度合作。我們的投資風格是：精投、慎投、重投，遇到好項目就持續加碼；并且一直堅持“專業、專注、細分”的投資理念，即聚焦特定產業賽道，組建專業化投資團隊，通過深度行業研究挖掘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在垂直領域建立完整的產業認知體系和資源網絡，實現從項目篩選、投后管理到產業賦能的全程深耕。

目前，我們投資的尚未退出的項目中，單筆投資超3億元的有兩個——仍處早期融資階段的拓米雙都、和已發展成熟的中科海鈉。其中，中科海鈉我們投了三輪，拓米雙都分兩筆進行投資。我們圍繞“投早、投小、投科技”布局了一系列有高成長潛力的項目，如華芯程、星科新材料等，盡管處于早期投資階段充滿不確定性，但團隊核心成員均來自頂尖科研院所，具備研發實力，有望在各自領域打破國外壟斷，實現國產替代。

并購業務方面，我們從2013年梧桐樹資本建立伊始即設立并購基金。當年金融市場比較活躍，并購市場存在巨大機會，我們創始團隊中也有資深投行背景的合伙人。因此，從建立之初，我們就把并購作為重要一環。

我們做并購往往通過MBO（管理者收購）或控股式收購方式收購創始企業，已經完成并退出的企業包括楚天龍（003040.SZ）。我們并購的行業跨度不大，主要圍繞材料、半導體、新能源和先進制造這四個直投方向開展業務，邊界感非常清晰。我們會在大方向里持續深耕，跟著行業變化找能填補空白的創新項目。

相較于直投和并購，我們在母基金方面起步略晚。2015年，我們在天津正式管理首只母基金，規模十多億元。目前，我們管理的母基金共有四只——天津兩只、山西和銅陵各有一只。

與政府投資基金打交道需把握三大原則

21世紀：梧桐樹資本從2015年開始與政府合作管理母基金。你們是怎么拿下政府引導基金合作機會的？

劉乾坤：當年做母基金時，專業的市場化人才匱乏，并非優中選優。我們是第一波參與管理政府引導基金和市場化母基金的市場化機構。之所以能抓住機會，是因為當時管理母基金的管理費和收益都很低，大機構不愿參與，反而給了我們剛成立的機構入場空間。

還有一個關鍵是我們作為人民幣機構，從市場戰略出發主動親近資本。我們認為，要做本土品牌需要親近市場、擁抱市場，這也是我們十幾年前就堅持的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平衡政府的特殊需求，但核心始終是用專業能力做創投服務。歸根到底我們是服務型機構，不是重資產機構。我們需要服務兩頭，一頭服務資金端，一頭服務科技創新企業或者創業家，適用于實用主義的打法。

現在看來，這套以服務為基石的模式得到很多認可，不少地方政府都信任我們，其中給我們的出資額超過10億元的政府超過三地。很多以美元為主的機構不愿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結果錯過了后來地方政府成為出資主力軍的時代。

這些年地方政府的偏好沒有發生過特別大的位移，大部分地方國資的資金主要是為地方發展、產業發展服務，而不是單純盈利，只有少量資金會追求財務回報。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在。這幾年市場化資金萎縮，地方政府投資占比顯得更高了，但其偏好和調性始終不變。

21世紀：與政府投資基金打交道，有什么技巧？

劉乾坤：與政府投資基金、國資機構打交道這么多年，我覺得關鍵要把握幾點：首先是“親清”原則，作為提供專業服務者，絕不能為了拿資金就用非法或不正當手段開路；其次是主動擁抱訴求，需要主動服務地方需求，但這不代表盲從，而是要用專業能力幫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再就是堅持專業化，這是服務的關鍵。基于做到以上幾點，梧桐樹資本去年也是唯一一家獲得國家轉型基金優秀管理人獎的民營投資機構。

當然，重視國資不代表忽略市場化機構。例如，我們20億元規模的“新材料”基金，地方出資占50%，剩下的50%既有市場化資金也有國家大基金；山西母基金七成是地方國資，但堅持市場化投資；銅陵母基金70%是地方國資、30%左右是純市場化資金。每只基金結構不同，但核心是“兩手都要硬”，服務地方國資和服務市場化LP得保持同樣的專業心態，不能厚此薄彼。

地方政府正處于退出階段，現在資金減少且監管更規范。需要肯定的是，中國創投這些年的繁榮，地方政府在投資體系里一直是重要力量，功不可沒，但眼下其他類型資本的比重有待提升。

“文明級創新”仍缺乏社會各界的共識推動

21世紀：投早投小投科技，這不僅是監管對于私募股權投資的鼓勵方向，也是行業的主流方向。如何看待科技創新，以及與之相伴的產業升級？

劉乾坤：科技創新能夠從根本上提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做大經濟蛋糕。隨著社會整體福祉提高，最終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

中國經濟能從人均GDP1萬美元提升到1.3萬美元，關鍵就在于產業升級。試想，如果沒有十幾年前芯片技術的突破，沒有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尤其是電子PCS等關鍵部件實現低價量產，推動新能源汽車普及，中國經濟很可能陷入悲觀境地。反觀阿根廷、巴西，還有六七十年代比中國富有的印度，正是因為缺乏大規模產業升級，最終帶來了低水平競爭。

當下，可控核聚變、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腦機接口等文明級創新，其革命性遠超工業時代的蒸汽機和電器發明——比如，仿真手的突破、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正在顛覆“人”與“地球文明”的定義。這些文明級創新，或許正預示著我們向更高層次文明邁進的潛在路徑。

俄國天體物理學家尼古拉·卡爾達肖夫提出的宇宙文明等級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來審視這些“文明級創新”的意義。他認為，宇宙中的文明可以根據其掌握的能源控制能力進行分級，從I型行星文明到III型星系文明，每一級都代表著對能源掌控能力的巨大飛躍。

將文明級創新與卡爾達肖夫的宇宙文明等級理論相結合，我們可以看到，可控核聚變技術的發展可能標志著人類從成熟的I型文明邁向Ⅱ型文明，它使我們能夠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文明級創新具有革命性、集群性和快速進化三大特點，它們不是單一技術的突破，而是一系列前沿技術的集群式涌現，彼此勾連、相互影響，在人工智能賦能下展現出驚人的迭代能力。這些創新正在深刻改變人類對"意識"和"智能"的傳統認知，引發關于人類與硅基生物共存的哲學和社會倫理思考，腦機接口技術更是顛覆了人類的感知模式，這些技術不僅將深刻改變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還可能推動我們在認知、倫理和社會結構等方面實現全面的進步。

然而，盡管這類創新具有巨大的潛力和革命性，但它們仍缺乏社會各界的共識推動，目前更多是由非行業從業者甚至民間愛好者在關注。就像當年半導體產業需要國家層面統籌規劃、凝聚社會共識來推進一樣，這些文明級創新也需要站在更高維度去認知與推動，才能真正釋放其改變產業格局的潛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術誕生之初，人們容易輕視這種商業化的巨大推動力。這類工業技術的產業化加速度遠超其他領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賦能下，各板塊發展速度會非常快。

以核聚變為例，盡管無法斷言十年內就能商用，但無論是十年還是二十年，放在文明史尺度上不過彈指之間，而這期間的變化足以顛覆認知。人形機器人領域同樣如此，如今等身機器人成本已大幅降低，我們投資的企業已實現類似五六歲孩童的運動控制能力，技術進化速度肉眼可見。就像十年前的移動互聯網，當初人們或許也曾質疑，但商業化進程一旦啟動，其發展速度便會突破想象。

我們一邊專注手頭的工作，一邊將其視為實踐——作為創新機構，我們的目標就是推動科技創新向善向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