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有關經濟全球化的討論又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疫情阻礙了正常的經濟活動，或者是供給端因為疫情而無法完成訂單，或者是因為需求端因為疫情而減少需求。與此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國際貿易易于帶來疫情的跨國傳播，全球產業鏈面臨較大挑戰。對此，總體而言，我們的觀點是經濟全球化符合各國的利益，長期中經濟全球化不會因為疫情而逆轉，當前面臨的短期困難也會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趨于淡化。

首先，傳染病疫情的歷史表明，其對經濟的影響往往集中在短期。從歷史來看，傳染病疫情與人類相伴相生，傳染病疫情在歷史上多次出現，同一傳染病疫情也在歷史上多次出現。21世紀前20年，全球已經發生6次國際衛生組織認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傳染病疫情，“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和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冠狀病毒感染所致，埃博拉病毒疫情發生兩次。就實際情況看，之前發生的傳染病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短期，具體就是疫情快速發展蔓延的時期，疫情過后經濟短期內會快速恢復。這是由于傳染病疫情會限制人類的經濟活動，但往往并不能大規模破壞各種經濟供給和需求。疫情期間人類的經濟活動受限，但供給能力、需求欲望仍然存在，疫情過后就會出現“報復性”的反彈。

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也主要集中在短期。就我國的情況看，按照全國一盤棋的思路，采取嚴格的聯防聯控措施，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得到有效控制，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在疫情快速擴散蔓延的時期，2月份國內經濟活動近乎“停擺”，而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經濟活動也快速恢復。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3月我國綜合PMI產出指數、制造業PMI、非制造業PMI分別比2月份上升24.1、16.3、22.7個百分點，甚至回升速度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更快。雖然不能據此認為我國經濟已經全面恢復企穩，但這充分說明了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國內經濟活動在快速恢復。由于我國疫情發生先于國外，在國內疫情爆發早期不同程度出現從供給方看無法有效滿足國外訂單需求的問題，而隨著疫情在國外快速擴散蔓延又出現了從需求端看有效訂單需求不足的問題，直接影響了國際貿易和投資。但這些影響都是短期的，隨著國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國際貿易和投資也會有較快的恢復。

其次，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反全球化問題，并非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后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始于16世紀地理大發現引發的早期資本主義對外擴張，20世紀末反全球化就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出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孤立主義進一步抬頭。如美國在2009年4月就提出重振美國制造業的戰略構想，大力刺激制造業回流，意圖實現再工業化，經濟全球化面臨較大阻力。以國際貿易為例，長期中無論是出口額還是進口額與GDP的比例都呈提高態勢，而短期中往往存在波動。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1960-2018年，全球貨物和服務出口與GDP的比例從11.37%提升至29.65%，全球貨物和服務進口與GDP的比例從11.46%提升至28.68%，長期中提高的態勢明顯。然而，2008-2018年，全球貨物和服務出口與GDP的比例從31.08%波動下降至29.65%，全球貨物和服務進口與GDP的比例從30.46%波動下降至28.68%，短期內確實面臨壓力。毋庸置疑，反全球化的出現早于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時期加大了全球產業鏈正常運轉的難度，但并非因為疫情而導致反全球化出現。

再次，經濟全球化符合各國的利益，也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經濟學創立之初就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理論基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篇討論了分工問題，并提出著名的論斷，即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分工的程度受到市場大小的限制。他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他認為，“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產上，某一國占有那么大的自然優勢，以致全世界都認為，跟這種優勢作斗爭是枉然的”，如果一國“要是把勞動用來生產那些購買比自己制造還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的最為有利”。因此，一國“應當把他們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鄰人處于某種有利地位的方面”。

結合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可以將經濟全球化理解為各國間的分工，這不僅有助于提高經濟的效率，而且全球市場是一個比一國或一個區域更大的市場，這更有助于提高分工的細化程度。換言之，分工和經濟全球化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在亞當·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從比較優勢的角度，赫克歇爾-俄林從要素稟賦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國際貿易問題，雖然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均主張自由貿易，主張推進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發展是各國結合自身比較優勢、要素稟賦，積極參與全球分工的結果，經濟全球化符合各國的利益。傳染病疫情雖然短期內增大了全球產業鏈運轉的難度，但并不能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無法改變國際分工的優勢，從而無法從根本上影響全球化發展的長期趨勢。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確實因為疫情阻礙了經濟活動，造成全球產業鏈運轉面臨困難，但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集中在短期，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經濟活動就有望快速恢復。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社會化大分工發展的結果，有助于各國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提高經濟效率，符合各國利益，疫情改變不了經濟全球化的長期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