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來，我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呈現兩大特點并受到廣泛關注。一個特點是CPI同比走高。CPI同比增長從1月份的1.7%上升至10月份的3.8%，創7年來的新高，中間除了2月份受上年同期基數較高影響下降外，其余月份均不斷提高并且明顯高于2018年。另一個特點是CPI的結構性特點突出。這一特點表現在：首先，CPI同比與不包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結構性特點突出。在CPI同比上漲的同時，核心CPI同比從1月份的1.9%下降至10月份的1.5%。其次，食品項和非食品項結構性特點突出。CPI食品項同比較高而非食品項同比較低，CPI食品項同比呈現逐步提高的趨勢而非食品項同比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CPI食品項同比從1月份的1.9%上升至10月份的15.5%，提高了7.2倍，同期非食品項同比從1.7%下降至0.9%，下降了47.1%。再次，城市CPI同比和農村CPI同比結構性特點突出。從4月份開始農村CPI同比高于城市地區，并且二者的差距越來越大，10月份農村CPI同比為4.6%，比城市CPI同比高出1.1個百分點。

CPI同比不斷提高并且結構性特點突出，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豬周期”引發了豬肉價格快速提高。2019年10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101.3%，影響CPI上漲約2.4個百分點，對當月CPI同比漲幅的貢獻率高達63.9%。2013年以來，受養殖戶虧損、環保門檻升級、小型養殖戶退出等因素影響，我國的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量屢創新低，對豬肉供給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2018年8月非洲豬瘟在我國出現病例后，為控制疫情一度大量撲殺生豬，加之缺少疫苗養殖戶不敢貿然擴大養殖，能繁母豬和生豬存欄量大幅度下降，豬肉價格受供給不足因素影響大幅度上漲。2019年9月，生豬、能繁母豬存欄數分別為19109萬頭、1913萬頭，同比分別下降41.1%、39.9%。在豬肉供給大幅減少的同時，對豬肉的消費需求并沒有大幅降低，從而導致豬肉價格上漲。由于豬肉在我國CPI核算中的占比較高，其價格不斷走高導致CPI不斷提高，同時也造成CPI和核心CPI、CPI食品項和非食品項、城市CPI和農村CPI出現結構性特點。

CPI和核心CPI、CPI食品項和非食品項受豬肉價格上漲影響出現分化好理解，因為核心CPI和非食品項都不包括豬肉。分析數據可以發現，城市CPI和農村CPI出現分化也主要是由豬肉價格大幅上漲所致。我國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高于城市，意味著農村居民的食品消費支出在總消費支出中的占比更高，并且農村居民豬肉消費總量和在肉類消費中的占比相對城市居民更高，從而導致農村CPI同比漲幅高于城市CPI同比漲幅。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27.7%，農村居民家庭為30.1%；城鎮居民年人均豬肉消費量為22.7公斤、在肉類消費中的占比為72.9%，農村居民年人均豬肉消費量為23公斤、在肉類消費中的占比為83.6%。這一格局決定了，在城市CPI和農村CPI同比高增主要是由食品項高增帶動的情況下，農村CPI中畜肉類同比增幅明顯高于城市，并且從4月份以來高出的幅度越來越大。

對此，從“豬周期”發展的特點看，一個完整的“豬周期”大概需要3—4年，多項研究據此預判到2020年下半年豬肉價格同比漲幅會下降，CPI同比漲幅也會下降。也有觀點認為，可以降低CPI核算中豬肉的占比，CPI同比漲幅就會因此而下降。盡管如此，豬肉價格快速上漲并帶動物價上漲事關民生，7月份以來豬肉的替代品牛羊肉價格同比都有較大幅度上漲。因而，對于豬肉價格快速大幅上漲，進而導致CPI同比快速上漲，并且結構性特點突出這一問題仍然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盡可能降低其負面影響。這是由于：一方面，因為豬肉價格上漲而導致CPI出現結構性特點，其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影響。就實際情況看，對中低收入群體、農村居民的影響更大，原因在于其消費能力相對較低，以及在肉類消費中對豬肉的消費依賴度較高。另一方面，就豬肉價格在我國CPI核算中占比較高的情況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也是由我國居民消費尤其是肉類消費中豬肉占比較高所致，因此調低CPI核算中豬肉價格占比的做法并未真正解決問題。再者，在目前的CPI結構性特點中，非食品項同比增幅較低，這背后也有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較低的因素。PPI同比增長對非食品項的影響較大。雖然目前PPI同比為負，后續PPI受低基數等因素影響存在上漲壓力，其提高后會推動CPI非食品項上漲。從這個角度看，即使“豬周期”因素影響逐步弱化，CPI同比仍然存在上漲壓力。

歷史來看，國內豬肉的消費需求價格彈性較小，豬肉價格出現波動多是由供給不足引起。這一輪豬肉價格快速上漲，其出現同樣主要是因為供給不足所致，因而具體解決還需要從供給端多做工作。由于我國的豬肉產量和消費量均占到全球的近一半，依靠國際貿易來補充豬肉供給缺口的可行性較低，增加豬肉供給需要從國內努力。目前，國內已就穩定生豬生產出臺了增加補貼并縮短補貼發放周期、不得擴大禁養區劃定范圍等相關政策，并且采用投放儲備豬肉的方式增加豬肉市場供給，以穩定豬肉價格。然而，受春節消費需求增加，減稅增加個人消費等因素影響，對豬肉的消費需求不僅不會下降反而可能增加，豬肉價格仍然存在較大的上漲壓力，從而可能進一步帶動CPI同比漲幅提高，需要從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好應對。

就短期情況而言，貨幣政策重點需要加強結構性引導，如鼓勵對生豬養殖及其相關行業加大信貸投放，推動穩定生豬生產的政策措施取得更好效果。財政政策需要對CPI的結構性特點采取積極措施，如增加對低收入群體、農村居民、生豬養殖等特定領域的補貼力度，在鼓勵增加豬肉供給的同時化解消費豬肉帶來的問題。另外，也要推動提高生豬養殖的規模化水平，對生豬養殖中的環保政策要求做科學評估，減少不合理的禁養區劃定。就中長期的情況看，隨著后續PPI同比增長轉正，將大概率推動CPI非食品項同比上漲，在政策調控中也需要做好綜合平衡，提高政策決策的前瞻性，妥善應對食品項和非食品項同時同比快速上漲帶來的通脹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