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宇雜談】

當社會的中堅力量能買得起房，這是一個什么場景呢？那就是最富有潛力的群體被激發起來了。

李宇嘉

近期，新一輪“房改”的話題持續發酵、熱度不減。但事實上，據我了解，文件提出的保障性住房，遠未上升到“房改”的高度。為何各路媒體都要往“房改”這個話題上靠呢？一方面，樓市紓困政策一波接一波，但市場反應波瀾不驚。媒體需要新話題，刺激市場的敏感神經。特別是自媒體，一貫喜歡“推倒重來”“顛覆舊秩序”等標題，達到吸引流量的效果。

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輿論的共識、呼聲，甚至是吶喊。怎么講呢？對于房地產市場持續的疲弱，一開始大家都認為是周期性的下行，當政府開始紓困，市場就會重新回到上升態勢。這是一種慣性認識，因為過去類似的邏輯屢屢出現過并驗證。但是，當發現政策都沒有效果后，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不解、迷茫，認為只有改革這樣的大動作，才能解決當下的問題。

25年前啟動的“房改”，其面臨的大背景就是，持續了十幾年的福利分房維持不下去了，城鎮職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6平方米，居住狀況原地踏步，而且承擔建房責任的企業、單位背上了“辦社會”的沉重負擔。1998年推動的市場化、貨幣化“房改”，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居民改善住房的愿望，還給企業、社會減輕了負擔，地產也成為經濟的引擎，一直至今。

現在，又到了一個時間節點。對于當下房地產的處境，不管是業內人士，還是普通百姓，都認為“不正常”“不健康”，普遍的共識是房子太多了。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對自己的居住條件滿意？有多少人想要換房而不得？當馬云說，未來房子如蔥；當很多人可以從父輩繼承幾套房子時，可能都沒有想過，廣東珠三角8000多萬常住人口，住房自有率不到50%。

還有，每年新就業的大學生有1000多萬，就業5年后能夠買房的，不到50%。今年考公、考編的規模創新高，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新入職的公務員基本向基層配置，大量經濟社會管理事務也向基層傾斜。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公共服務人員不僅繁瑣的工作事項多、壓力巨大，收入也不高（很多只有3000元），他們也成了住房困難群體。

這就是當下房地產的現狀：一邊是房子供應過剩，一邊是需求嗷嗷待哺。上面講的三類人群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當他們無法買得起房，這個制度就得變革。當前，房地產所謂的需求不足，準確講應該是“有效需求”不足，即絕對過剩和相對供應不足并存，另一面就是“需求斷層”、供需錯配。簡單講，就是有錢人不缺房，想買的買不起，有需求的買不到合適的。

近期熱傳的“14號文”，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核心就是大規模建設配售型的保障性住房，讓中堅力量成為“有產者”。這類房源的土地是劃撥的，資金是低息的，可以實現低成本供應。低到多少呢？主要成本是建安費用，加上承建企業5%以內的利潤，再考慮到“保基本”的原則，理論上每平方米也就5000元左右，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總價也就35萬元。

這樣，很多年輕人、新市民、新就業大學生就能買得起房子了。當社會的中堅力量能買得起房，這是一個什么場景呢？那就是最富有潛力的群體被激發起來了。對內需來講，有了房就意味著在城市扎根了，有了家，不再飄了。有了家，就會有結婚、生小孩、購置室內生活設施、小孩教育、購置汽車等。也就會為了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奮斗，這就是內需旺盛的美好場景。

但所謂一份部署，十分落實。當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當購房需求不再踴躍，當剛需購房日益謹慎，建設這類房子就要考慮能不能賣出去，因為之前很多保障房出現空置現象。我認為，要學習新加坡組屋的精髓（而非表象），即保障每一個國民相對體面的、服務均等化的居所。

因此，房源主要建在中心城區，并落實公共利益導向的土地低價征收，基于低效用地評價的硬性標準，把散落在機關、企業、學校、醫院等手上的存量低效地塊盤活，同時夯實“保本價出售、封閉流轉”的原則，落實“保基本”原則下的設計標準，逼退“福利分房”的思潮，把房源賣給最需要的人群。能做到這些，這類型的房源就能大規模供應，從而達到改革的目的。

（作者系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